2015年无论就我个人、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讲都是值得大大纪念的一年。我出生于1926年4月，2015年恰好是我年满89岁进入90岁的一年，也是我成功地考上大学70周年。就中国而言，正好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70周年。从全世界来说是反法西斯战争（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的70周年，因此有大量的往事可供回忆与怀念。然而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只能将那些对我一生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人与事，趁我思维清晰且能动笔之际，用此短文加以忆述。
　　1938年9月我在家乡(湖北孝感)读小学六年级，侵华日军逼近武汉，我父母双双病危且家境贫寒，乃由仲兄作主将我送往由妇女界名流宋庆龄、宋美龄及李德全(冯玉祥将军夫人)等人筹建的公益慈善机构“战时儿童保育会”设在汉口的“难童收容所”，然后转運至广州的“广东第二战时儿童保育院”。我在火车上受凉患上感冒并且转为急性肺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从香港来广州看望我们这批儿童，见我发高烧躺在走廊的席子上，于是叮嘱保育院的老师赶紧将我送往广州红十字会医院。当我被抢救过来后一位洪姓女护士对我说：“孩子要不是国母孙夫人对你的关怀，恐怕这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你这个人啰!”数十年后当我年近半百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逝世，因深谢她对我的救命大恩大德，我还在用多国文字出版的《中国建设》刊物上发表我对她的感恩短文。以上是我终生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大事。
　　按原计划我们这批儿童拟送香港。岂料广州亦告吃紧，虎门要塞被封锁，乃改变计划将我们由广州经三水、四会、广宁、怀集、柳州、宜山、都匀、贵阳、由贵州战时儿童保育会接管，然后送往遵义县团溪镇的贵州第四儿童保育院。1939年秋我考入遵义县中，1942年初中毕业考入位于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在浙大附中高中部读了两年，由于结识了当时正在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系读书的进步学生周志成、邹国兴、许良英等人，不但使我在政治思想上进步，成为所谓的“左派学生”而且我对物理学科也极感兴趣。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于是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本应在高三才开课的“解析几何”与“物理”，于1944年夏末跳级考上了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与我同时考入浙大物理系的五名学生中包括日后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的李政道博士。他于次年转学到西南联大，而后又赴美深造。而我的命运则截然相反，因被附中一位老师告发，说我本是附中刚读完高二学生，所用的同等学历报考证件有伪，使我受到“勒令退学”的严厉处分。万般无奈之下，才于1945年再次改名匡映东考入位于重庆九龙坡的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学系。1945年底、航空系主任曹鹤荪先生提醒我快去参加当年教育部对沦陷区内迀学生举行的学历甄别考试，使我终于取得了有当时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签章认可的高中毕业学历证书，不仅保住了交大学籍，还享受百分之百的公费待遇。因此与航空事业结缘，预定了我大学毕业后的人生轨迹。
　　上海交大于1946年春复员迀回上海市徐家汇。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我便顺乎自然地从交大毕业，旋即以进步学生身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安排在上海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领导人为陈毅及夏衍同志）从事对旧政权属下的中央研究院（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前身)进行接管的工作(享受供给制、中灶待遇）。同年八月，巜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招收大学机械、电机、航空三系的毕业生参加建设人民空军的广告。我激动地向领导提出转入空军申请。经同意后在江湾五角场学习不到半月便提前抽调到华东空军航空处工程研究室协助一批英、美回国的航空工程专家前輩们筹划飞机工厂的建厂工作和为培养新转入空军的基层同志编写相关教材。
　　1950年4月航空工程研究室除一、二人留守外，分成四组奔赴厦门、漳州、龙岩和建瓯修筑机场，准备解放台湾。同年11月因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我们从福建撤回南京。原单位改名为中央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筹备驻宁小组。重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部前身）成立后，我于1951年7月被分到南昌320厂（现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开始实现我多年航空救国亲手制造飞机的梦想。320厂是新中国“一五”期间157家大型重点企业之一，是由飞机修理向飞机制造发展的工厂。1952年我在自学俄文的基础上全文翻译了《雅克-18飞机的修理》一书，为当时全厂提供了规范化的飞机修理资料。该厂进入制造阶段后，我参与了首架飞机的试制工作。我的岗位由机械加工转为焊接，继而转为钣金成型，然后是铆装，最后又是整机总装与试飞。我从俄文图纸、技术条件和生产说明书中吸取知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诸多工种中像走马灯似的转了一圈后终于当上了主管技术的工艺科副科长。在首架飞机试制过程中因承担大部件如机身、机翼、襟翼、尾面（含垂直水平二舵面）的铆装与整机总装、试飞工艺技术工作，于1954年荣获“新中国首架飞机试制成功”二等功奖。之后，上级要求工厂也要从事科研，于是指派我率先在厂内筹建航空工艺试验研究室，当上了第一任主任（一名首批分到该室的大学毕业生，日后被评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1958年3月反右运动结束前夕我蒙冤被迫补入那因百分比未凑满的名额而划成右派分子，开始步入我人生的逆境。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方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组织上见我能通三国(俄、英、德)外语，且右派帽子已摘，特别将还在车间干得一手好钳工活的我抽调去搞技术情报工作。在此期间我投入全部精力，放弃业余时间的休闲和娱乐，为国家级的刊物如《国外机械》、《国外焊接》、《国外锻压》、《新能源快报》等提供大量译稿，向国内科技界介绍诸如：电火花加工、电化学铣切、电子束焊接、等离子焊、汪克尔转子发动机、磁浮悬动力、太阳能光电转换、爆炸成型、粉末治金等高新科技。被国家级刊物聘为特约审稿人。从英、俄、德文种的刊物上选译了近百万字的稿件。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我所译的《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一书。在此期间还协助五机部情报所翻译了美国军方解密后用软钢替代铜生产弹壳的资料。岂料这种放弃休息，为国为民的有益活动，在“四清”中被诬为“走资本主义发家致富道路”而横遭批斗。文革后期下放农村种田，名曰接受贫下中农改造。拨乱反正后，经个人申请获准于1978年重返航空工业部门到南昌航空学院（现更名为南昌航空大学）任教，除优质完成正常的教课任务外，为高级职称评定工作中的外语考核进行培训、命题、监考、改卷评分作过实质性贡献。1984年国际焊接年会首次在中国境内杭州召开，会前被行业专家推荐至一机部情报所参与中方参会论文的英文稿的审稿定稿工作。1985年从英文原书翻译出版了《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一书。同年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大学机械系主任J.P.邓肯教授来华讲学，我被推荐至武汉钢铁学院担任他CAD/CAM讲座的学术翻译。离休后于1990-1994年被聘至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作为中方成员参加中外专家联合小组用英文编撰《核电站机、电设备维修规程》。后闻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集体奖）。年逾古稀后，仍发挥余热在多所民办高校任教且担任外语系主任。直到年满78岁才在家休息，颐养天年。除免费为家庭困难的中小学生义务辅导数学、英语外，还迷上了太极拳与桥牌，认真实施体、脑双锻炼，力争八十四阎王请我都不去，高质量地活至90岁乃至100岁。纵观其人生历程，参加工作后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二十三岁到三十岁，自恃出身与个人历史清白无瑕，凭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敢想敢干，一心只盼早点入易发游戏老版本二维码，或许日后能成就一番事业。三十岁到五十二岁，正当壮年，却因戴上“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无论戴帽与摘帽，同样被视为阶敌）的帽子”。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无所适从地熬过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悲苦日子。五十三岁以后感谢改革开放和胡耀邦同志为全国遭受各类冤屈的人群进行平反昭雪。我终于被人称为“老革命”（离休干部俗称）重新焕发一点朝气，为国为民又作了一些贡献。终于在进入耄耋之年后，其感人事迹被多个媒体，如《中国专家名人辞典》、《中华专家终身成就》、《中国名人名鉴》、《中华名人志》、《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及《世界人物辞海》、《世界名人录》等广为报道。其人生经历对后来者，不无启迪。